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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煤老板往事

时间:2022-09-09 18:16:44 来源:

我们都是环境的一部分,大多数人很难做超越自己环境的事。

——贾樟柯

作者 | 阿空

编辑|齐马

商隐社研究团队商业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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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最近成了大热门。地缘博弈、天灾外加北半球渐渐逼近的寒冬,让煤炭需求大涨,其价格也随之被引爆。

这几天,在一片哀号的A股,煤炭板块几乎一枝独秀,呼应了当下全球的能源局势。

而拥有总储量270亿吨煤矿、掌握印度三成以上煤炭进口业务的印度“煤老板”阿达尼,则成为“被当下选中的人”,一举超过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,成为亚洲新任首富,在全球也仅次于马斯克、贝佐斯。

煤炭再次成为“黑金”,全球煤老板、能源炒家都为之癫狂。

但这里面,鲜有中国煤老板的身影,他们销声匿迹很久了,还停留在人们形容“暴富”时的语境中。

十年前的2012年,中国煤老板在大规模的煤炭企业重组中谢幕,当时他们称自己是“中国最后一批煤老板”。

他们上演了最多暴富的故事,人虽离场,但钱还在市场运作,经过资本市场的几轮翻涌,洗掉煤渣味,换了样貌。

煤老板各自的命运也出现了分化,大致分为三类。一类拿着先前赚的钱隐匿江湖;一类为偿还早年恶果坐了牢;还有一类则在进行现代资产转型。

1因何而富?

多年以后,回忆起富起来的经历,一位煤老板说,好像是从刚刚过了20世纪才开始的,来拉煤的车队排成了长龙,先是100元一吨,人们不停地买,涨到105元一吨,人们还是不停地买,于是继续5元5元地上涨。

他说自己就像漂在水中的船,突然有一天,发现水涨起来了,船可以出海了。

至于为什么,他说不清。

中国煤老板最早感受到财富飞涨,与“暴富”扯上关系,确实是在20年前的20世纪出头。

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,进一步与国际接轨,外贸对经济产生了强劲拉动。与此同时,国内的房地产热浪成为内需第一动力,几乎与“煤老板”声量相当的“温州炒房团”正是诞生于那一时期。

“中国制造”与房地产,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、无比繁荣的经济景象。

大变革年代,中国能源领域也在紧锣密鼓地往市场化推进。2002年1月,国家取消了电煤指导价,实行市场化运作,煤炭价格开始上涨。

2003年上半年的“非典”虽带来了恐惧和部分地区的“静默”,但并没有打乱中国经济昂扬向上的增长节奏,当年的中国经济竟然没有因为这波疫情受到太大影响。与经济持续增长相映衬的是,各行业尤其是钢铁、化肥、水泥等重工业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。

那一年,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电荒,上海、广东、江苏、浙江等用电大省,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,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,多数电厂储煤支撑不了3天。

很多工厂叫苦不迭;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;上海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;蜡烛经常卖到脱销,成为居民家中必备物品。

彼时彼刻,恰如此时此刻。

能源需求的猛增,进一步刺激了煤炭价格上扬。

一个细节是,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亲自率领11个市的市长和大型能源企业的老总,北上山西、内蒙古,为燃煤之急求解招数。

一些大型火电企业为此更是奇招迭出,有的厂甚至倾巢出动,派出去的人干脆长驻煤矿,或者长驻铁路部门,目的只有一个:抢煤!

那时煤炭价格按小时算,这一小时和下一小时的价格都不一样。山西的一名煤老板上山拉煤,碰上突击检查,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得以通行。就这一夜间,煤价涨了两成,他因此多赚不少。

一位山西煤矿主回忆,疯狂的时候,电厂和洗煤厂的人用蛇皮袋背着现金到矿厂排队交钱买煤,动作稍微慢一点,就排不上号。

一般来说,当时一吨煤的成本基本是固定的,大约400元。如果按照最高煤价1400元算,一吨煤的毛收入为1000元,再减去每销售100元要上缴20%的增值税共计200元,一吨煤的净利可达800元。

也就是说,如果设计一个年产30万吨级的煤矿,一年纯收入可达3个亿。在这诱人的利益推动下,挖坑几近疯狂。

煤老板们一朝翻身。

他们在十年前通常不被人瞧得起,煤炭价格低廉,去包煤矿被认为是走投无路的做法。

一代“煤王”姚巨货近50岁时下海搞煤炭运输,就是因为家里一贫如洗,老母患癌、妻子患肺结核,家里还有6个孩子要养,才索性辞掉公职干起了煤炭生意。

遭受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,对外出口大幅下滑,煤炭价格跌至谷底,又苦又累不赚钱的煤炭行业更令所有人避之不及。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,给村主任送一条红塔山香烟,便能拿下一座煤矿。

“煤老板”的叫法也是大概2005年才有的。

当时山西发力引进外地资本投资山西煤炭,促进煤炭企业产权和股权的多样化,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煤矿主,之前都是挂靠在村镇名下。

其实,“煤老板”只是对从煤炭生产和运输过程中获得暴利者的一个笼统称呼。一个矿上的领导层可以分为“投资商-实际操作者-生产组织者”三级。

投资商大多来自浙江、北京、山东等地,一般只负责出钱,浙江投资者中又以温州人居多。

实际的操作者大多是本地人,在地方上有广泛的人脉关系,负责各方协调。他们和投资者之间是承包关系,给投资者固定的回报。

再下面一级才是具体的生产组织者,承包某个矿井,组织民工生产。

在这样的链条中,没有企业,更没有企业家,有的只是资源的“搬运者”——在承包期内获得最大的利益,然后抽身而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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